第(2/3)页

    就宋思铭所知，博物馆每年都有监守自盗的案子发生，这还是被曝出来的，没曝出来的肯定更多。

    甚至都已经形成产业链了。

    展品一入馆，仿制品就开始造了，关键，现在仿制水平非常高，只是隔着玻璃罩子看外观的话，根本区分不出真品还是仿品。

    然后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仿品将真品换出。

    宋思铭也不敢保证，未来的大运河博物馆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
    “要我说，就算王建都敢借，咱们也不能借，那是给自己找麻烦。”

    张孝儒对宋思铭说道。

    这也算是对宋思铭的提醒。

    “主要还是博物馆内部，没有一个清晰可用的监督体系，才导致监守自盗的事情，时有发生。”

    宋思铭是一个遇到困难，就想办法解决困难的人，而不是一个遇到困难，就想避开困难的人。

    他觉得，应该是博物馆设计一套监督体系。

    但张孝儒却给宋思铭泼了一盆冷水。

    “我们的纪检系统，应该算是清晰可用的监督体系吧，但一些人就不犯错误了？该犯还是犯，只要有足够的回报，他们自会铤而走险。”

    张孝儒举例说明。

    “是这个道理。”

    这个例子，宋思铭无法反驳。

    就像《资本论》里说的，一旦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，他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。

    宋思铭先把张孝儒送回市文旅局，开车回王寨乡的路上，仍然在琢磨着，怎么解决大运河博物馆的展品问题。

    本来，宋思铭都打算走“借”这条路了，从王建都那里借不到，就找其他人借，可是现在，这条路似乎也堵死了。

    做任何事，都要负责任。

    如果没办法保证借来的藏品的安全，那还不如不借。

    可问题是，不借的话，凭五千万的预算，最终，大运河博物馆的展品，十有八九都得是仿制品。

    搭配上这样一个博物馆，运河景观带，乃至青山的格调，都一下子下来了。

    就在宋思铭想得一脑袋浆糊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

    通过车载蓝牙接听，电话那头传来了邢道瑞的声音，“宋书记，你在王寨乡吗？”
    第(2/3)页